2021年8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警钟版刊发《兄弟情义掩饰下的权钱交易——川煤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阿多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阿多，男，1962年1月生，198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四川省得荣县委副书记、县长，乡城县委书记，甘孜州副州长，川煤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川煤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川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2019年11月，被免去川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职务。

2019年9月28日，经四川省委批准，四川省纪委监委对阿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于10月8日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2020年4月，经四川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阿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020年6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南充市人民检察院以阿多涉嫌受贿罪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0年12月30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阿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留置期间，阿多经常回想起2004年他晋升甘孜州副州长后回到家中的画面。

“2004年的一天，我回到家中，老母亲一直在边看新闻边等我，我刚坐下，她就对我说，你现在不是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组织，属于这个家族，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只考虑自己，不该吃的千万不要吃，不该拿的千万不要拿。我当时也暗暗下决心，决不在经济上犯错误。”

然而，对于母亲的谆谆教诲，阿多没有做到，“现在想起这个事情都感到汗颜、羞愧。”2019年10月8日，阿多被留置，“从这天起，我就是个不忠不孝之人，我立志追随党，却未能善终；刚好可以侍奉老母亲时，又身陷囹圄。”判决书中，检察机关指控的阿多十起受贿事实中，九起发生在2004年以后，占总受贿款的97.9%。

留置初期，侥幸、畏罪、悲观等情绪交织，阿多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对抗审查调查。在专案组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下，阿多逐渐悔悟，完全向组织敞开了心扉。

“万错皆由自己而生，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本原因在自己。”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阿多从1984年参加工作，到2004年当选甘孜州副州长，晋升副厅级，再到2019年接受审查调查，教训十分惨痛。阿多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面对围猎，他的哪些性格特点致其一步步陷入圈套？在围猎与反围猎的斗争中，阿多最终败下阵来，根源何在？探究此案，诸多教训值得警醒。

内心失衡，三种心理致其信念动摇、思想滑坡

1962年，阿多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其父25岁随军进藏，在民主改革、平叛斗争中曾多次立功，后来主动回到家乡，为西藏和平解放、家乡建设作出了贡献。从小，父母对阿多言传身教，教育他感恩党，做人要干净、担当。

受父亲影响，阿多从小立志跟党走，学好本领建设家乡。1980年，阿多如愿考上大学，是当年全县唯一一名本科生。一入校，阿多就写了入党志愿书，不久加入了党组织。毕业之际，阿多专门写申请，要求去西藏工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阿多被分配到甘孜州经研所工作，从副科长、科长逐步成长为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副州长，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干部，一步一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然而，也正是这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让阿多的内心逐渐发生变化，成为其信仰迷失、由正趋腐的思想“拐点”。

看到妻儿生活俭朴，产生亏欠心理。1996年，阿多和妻子商议将一儿一女送到成都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在成都买房后，夫妻已捉襟见肘，为了节约资金，装修材料甚至一颗钉子阿多妻子都自己去买。为了节省从住处到新房的路费，阿多妻子每天背着儿子往返四趟步行20多公里。阿多认为，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才让家人这样，对他们感到非常亏欠。

面对灰色收入，产生不平衡心理。2000年9月至次年4月，阿多赴省政府某部门挂职任副处长。春节期间，阿多陆续收到一些红包，总计约有八千多块钱，这个数字相当于在得荣等边远山区一年的工资收入。“当时心里非常不平衡，工作一年，收入还比不上那个处室过年收的红包。”

自觉仕途迷茫，产生退休前捞一把心理。自2004年晋升副厅级后，阿多没能更进一步。“在我是州级领导的时候，我的一些部下还是县级，后来也晋升正厅级。甘孜州九届政府班子除了我以外都是正厅级干部，我心里很不平衡。”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多逐渐觉得仕途迷茫，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于是想多捞点钱，在物质上超过别人，既让晚年生活更加富足，也满足虚荣心。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随着职务的升迁、环境的影响、心态的变化，阿多逐渐丢掉了革命理想，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忘记了干净、担当的教诲，“三观”发生扭曲，思想开始滑坡、蜕变，心为物役，在权力和金钱面前迷失了方向，至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讲江湖义气，沉浸于“兄弟”情义而不知危险环伺

“经常打麻将，性格粗犷，讲义气，喜欢豪车，清高自负。”接受采访时，多名办案人员不约而同谈到了阿多的性格。“牌品看人品。”一名办案人员介绍，阿多的耿直性格，在麻将桌上体现得很明显。2005年后，阿多迷上了打麻将，下班后每天都有牌局，周末更是通宵达旦，与商人老板或下属打牌时，不准别人让着他，愿赌服输，而且打牌非常随性，十打九输。

阿多讲江湖义气、耿直粗犷的性格，也给自己留下了被围猎的缺口。据办案人员介绍，阿多的行贿对象不算多，总共十名，而其收受的1454万余元贿赂中，一半以上来自陈某根、陈某良和郑某国三人。阿多之所以接受这三人并视为“兄弟”，是因为他们通过讲故事走进了阿多内心。

为了接近阿多，陈某根想尽办法，通过阿多的一个朋友为其引荐。一次聚会时，他讲了一个故事，阿多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他到西藏去创业，经过青海唐古拉山到西藏的路上，由于严重的高反，加上感冒，生命垂危。开车路过的一家人救了他，一路对其精心呵护，到了拉萨下车时由于语言不通，只知道是甘孜州人。现在事业略有成就，第一时间就想来甘孜州找恩人报恩。”这个故事让阿多感动不已，他认为陈某根是重情重义之人，而且长相比较憨厚，于是对他非常看重，视为亲兄弟。

对于阿多，陈某根很上心。知道阿多喜欢打麻将，他及时送来赌资；阿多在成都买房，他主动去刷卡；阿多喜欢车，2007年一次聚会时赞赏了陈某根的轿车，陈某根随后便以138万余元的价格为其购买了一辆越野车……“我有时候看到什么，就爱发表些议论，他就记在心上，到后来我在他面前真不敢说话，怕他又引起误会。”阿多回忆说，“对于我的任何需求，他都是想方设法迎合。”其间，陈某根请托阿多为其公司所属的九龙县长地儿金矿调整出自然保护区、白玉县章都金矿进场探矿等方面提供帮助，阿多均利用职权为其成功运作。直到接受留置，阿多都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的行为是不正当经济往来。

留置期间，阿多逐渐醒悟，“我怀疑他故事的真实性，有可能编造故事，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一旦觉得这个人值得交，便会付出真心实意。为什么他送那么多钱给我？难道真是因为我俩的感情吗？冷静一想，答案是否定的，他从一开始就是在围猎我。”此时，阿多才意识到，长期的心理暗示，使自己中毒太深，用兄弟情义蒙蔽心智，意识不到、更不愿承认已经违纪违法。

2010年，阿多结识陈某良，阿多在成都和西藏的不少事，他都积极帮忙，由此被阿多当成兄弟。2013年，阿多到了川煤集团分管物资采购工作，一次聚餐时认识了郑某国及其叔叔，席间被其叔叔讲述的在深山老林找矿的创业故事感动，此后便开始经常来往。

工作以来，阿多接触的商人不多，但被其认可为兄弟朋友的，都发生了不正当经济往来，对此他还认为是礼尚往来，没有问题。对事对物，阿多全靠自己的主观判断，而从不对照党性宗旨、党纪国法思考，“我认为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我认为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当猎手环伺，阿多还沉浸在看似兄弟的情义中，将自己蒙在鼓里。“实际上，这些商人给我的每一分钱都计算着回报，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来的，想通过我手中的权力换取更大的利益。”阿多终于醒悟。

自欺欺人，以“合法”形式麻痹自己、掩饰贪欲

被留置前，阿多自认为做得很好，“违纪是有，但根本没想到会违法犯罪”。在他看来，很多财物“包装”一下就可以收，自己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我确实非常虚伪，连自己都骗，以致中毒太深。”

“老实讲，我是在被留置后才认识到自己如此贪婪的，而且既想规避处罚，又想收钱，做了很多掩耳盗铃的事，想起来真是可笑。”阿多长期用“借款”或“兄弟感情”为借口收受好处、麻痹自己，掩饰的正是内心的贪欲。

官商“跨界”，亦官亦商捞财。2005年，阿多和某商人朋友在康定合开了一家歌厅。当时，身为甘孜州副州长的阿多经常不顾身份，当起歌厅的“推销员”，自己分管的部门他均打好招呼，别人邀请他去歌厅，不到这家他就拒绝。此外，阿多还向他人放贷收息、以他人名义向公司投资入股等方式获取好处。接受审查调查期间，阿多主动上交违规收受的财物和放贷收益共计1260万元。

以借为名，披上“合法”外衣收钱。商人蒋某民在甘孜州经营矿产，遇到难题就找阿多帮忙，阿多将其视为朋友也常施以援手。2010年的一天，为感谢阿多关照，蒋某民提出“借钱”80万元给阿多炒股。阿多明白，“其实是送给我的，我贪心作祟根本无法拒绝，就收下了”。2014年某日，郑某国带着两盒茶叶来到阿多办公室，聊了几句后，郑某国将茶叶放在沙发上离开，并特意说把茶叶收好。阿多觉得蹊跷，立马将茶叶盒打开，发现里面全是钱。这样赤裸裸送钱，阿多难以接受，于是将郑某国喊回把钱带走。拆茶拒贿背后，是阿多不贪财吗？不！此后不久，二人再次聚会，郑某国得知阿多欲购买某理财产品，为在销售设备方面得到阿多帮助，表示愿意借给阿多200万元。“我懂他的意思，他就是给我两百万，我也确实想收。”为此，阿多还特意让郑某国把钱打给其朋友田某，“反正是通过田某，即使以后有什么事，也是田某借的钱。”为了掩饰贪欲，阿多需要的是一些自认为聪明的理由、掩耳盗铃的形式、看似“合法”的外衣。

称兄道弟，受贿化作“礼尚往来”。阿多视陈某根亲如兄弟，2012年，陈某根在得荣县和他人发生矛盾，被打得生命垂危，阿多自费把他接到成都，请专家为其动手术，把他抢救过来。“他的命都是我救的，我们之间难道不是相互赠与吗？”可实际上，阿多心中除了这本感情账，还有一本金钱账。阿多为陈某根在金矿调整和金矿进场探矿等方面提供帮助，其间先后10次收受陈某根300余万元好处，“我当时想，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他进不了场，而且都是上亿地在赚，我就收那么一点点，理所应当。”

2018年，阿多收受蒋某民80万元一事被组织发现，他没有选择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反而与蒋某民、陈某根一起商量说辞、应付组织。2019年8月，陈某根被留置后，阿多越发坐不住了，但他仍然心存侥幸。“他那里不会有问题，我俩亲如兄弟，他的命都是我救的，我对他有信心。”2019年10月8日，被留置当天，阿多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后悔，“悔自己做了错事，悔没有及时醒悟，悔没有及时回到组织怀抱，悔没去看老母亲给她一个交代，总之想什么悔什么，心如刀绞。”

痛定思痛。从一名有志青年到副厅级领导干部，随着时间推移、职位升迁，阿多逐渐产生的亏欠家人、收入不平衡、退休前捞一把的三种心理，导致了其思想上的滑坡，进而产生最严重的“病变”。动摇了信念、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面对围猎，便难以辨别，最终被人捕获。此案也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本立而道生”，“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在胜利顺境时不骄傲急躁，在困难逆境时不消沉动摇，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